特稿丨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 特稿是丨名指送到731部队

　　为解开疑惑，”

　　松野又取出一份关东军宪兵部队报告的复印件  。”

　　虽然未能查明父亲在中国做了什么 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　　1998年，恳请对方告知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际 ，建议将其“特移送”。想要刻谢罪碑，细菌战等恶行。家书、把这些刻在我的墓碑上’
。征得了侄子的同意。”仓桥说
：“我想 ，宪兵队也被部署到中国各地 。看到了更多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录，搜查间谍 、在二战期间实施了大量人体实验 、

  这是9月7日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拍摄的大泽雄吉的谢罪碑。寄信告诉对方父亲的临终谢罪遗言
，

　　仓桥此后多次前往中国 ，在反对立碑的哥哥去世后 ，曾在天津、流下了眼泪。守护世界和平 。

　　1986年，大泽的遗愿终于完成。立谢罪碑之事遭到仓桥的伯父和哥哥强烈反对，审查通信和舆论机构等，”仓桥回忆道。是非常可怕的组织 。日本并没有充分反省战争。”

　　松野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日军侵华史研究 。”松野说 ，在日本学校的课堂上，“他当时说，大泽被苏联军队俘虏，

  9月7日 ，“他看到我父亲年老后的照片百感交集 ，他可能日常负责对抗日人士进行搜查、父亲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而备受煎熬吧。对我说，‘我死后 ，他拿出多本收集的史料，’我不希望这句话有一天会成为现实。抓捕和镇压 。

　　作为曾经的日本初中教师，

　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12日在东京告诉新华社记者：“在关东军成立之时，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，”仓桥说。一种人在被杀之前会大声哭喊着求饶，决定今年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复制品。翻开1940年日本陆军省审查通过的《作战要务令》 ，父亲性情严厉，仓桥联系到父亲在宪兵部队的一名前同僚，但仓桥一直铭记着父亲立谢罪碑的愿望。“每一处都给我很大的冲击”。”李素桢直言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　　仓桥的父亲大泽雄吉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，生物战、宪兵队充当了日军镇压当地民众的‘爪牙’和‘先锋’。包括保护军机、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 ，仓桥开始主动参加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学习研讨 ，然而，仓桥绫子在日本埼玉县越谷市的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
。大泽在病重去世前 ，”松野说
。

　　“父亲究竟为何谢罪 ？”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仓桥心头
。79岁的仓桥绫子站在父亲的谢罪碑前说。宪兵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了。我衷心希望，仓桥绫子站在父亲大泽雄吉的谢罪碑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。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。

　　在仓桥的印象中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　　仓桥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
 ，还有镇压所谓‘怀有敌意的居民’，

　　带着遗憾，利用）价值，却从未提及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 。但始终没有吐露当年的情况。所以才想谢罪 。后悔自己当年作为宪兵参加了侵华战争 ，北京、日本右倾化加剧 ，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思潮抬头 。她担心谢罪碑会被人恶意损坏 ，他在中国究竟做过什么。仓桥坦言，拒不与日军合作的居民进行镇压 。仓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 ，“‘特移送’即特别移送，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 ，仓桥的父亲可能做过不可言说的罪恶事情，宪兵准尉通常在一线负责指挥部下执行各项任务
，教师会讲授日军去过的一些地方，并由此结识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

　　新华社东京/长春9月14日电　特稿｜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

　　新华社记者陈泽安　李林欣　张博宇

　　“我希望父亲哪怕能告诉我一点 ，这份标注着“秘密”的报告记录了对一名“间谍”的处置方案 ：此人不具有“逆利用”（即被日方策反、”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一处墓地 ，

  9月7日 ，

　　“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过程中
，

　　“日军宪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权力。认为此举有损家族颜面 。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，

　　“曾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  ，”

　　仓桥表示  ，其间 ，”仓桥说 。仓桥的父亲当时是宪兵准尉
，也会从心中消失。即使到了被杀的时候，

　　“‘从眼前消失的东西 ，